儒家认为，人的一生，做好四件事，就是大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欲平天下，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
人的才能是后天养成的，德行也是受后天环境及其他条件的影响形成的。一己不正，何以正人；一身不修，何以用人；修身立命，乃见前程。
修身的中心是德才，德才的结合形式有四：有德有才；有德无才；无德有才；无德无才。
曹操说：“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是说国家和平稳定，需要有德行的人维持统治，以使和平久在，稳定常驻；国家多事之秋，需要有才能的人力挽狂澜，或者运筹帏幄，或者千里杀将。这种德才使用观是退一步讲的，最理想的用人标准当然还是德才兼备。
才有两个方面的类型，一是一般才能，如记忆力、想象力、理解力、判断力、创造力；一是特殊才能，如绘画、音乐、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文学、艺术、军事、组织等才能。一般能力是获得特殊能力的基础。
才与德的完美结合就是才德兼备，才以尽事，德以服人。这种结合使之贤于常人，所以韩非提倡“用人唯贤”。我们讲“任人唯贤”，就是在才德意义上讲的。当然，做为一个领导者，才德兼备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应具有组织能力和知识水平。有德无能，于事无补；有能无德，足以坏事。隋炀帝杨广文武全才，结果如何。列宁讲：“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都等于零。”德是为才服务的，人道：挟才为善善无不至，挟才为恶恶亦无不至。所以德是前提，是才德中的关键。古人讲，德胜才是君子，才胜德是小人。
在领导者来说，才德体现在领导行为中，这种体现的中心表现为四个字：察、容、威、仁。
察
察表现为知人明事，在领导者来说，他不是事事亲办，他的职责是用人之力。所以，知人明事的关键是知人。明事是要知道一些与自己执行公务有关的事情的本质，从而为处理事情、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善于明事者，因其表面而知其本质，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一叶知秋”，“履薄霜而知冬将至”，都是这个意思。有人说：世事太繁，越看越糊涂。实际上他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透过繁乱的现象看本质，现象多些有什么关系，无非是为我们了解本质多添了些依据罢了。
明事是处理问题的前提，在处理问题时又要明白先处理什么，后处理什么，以及怎样处理。诸葛亮说：“先理身，后理人；先理本，后理末；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强，后理弱；先理纲，后理纪。”(《诸葛亮集》)
若想知人明事，明察是非，必先去私求公。
人有需求，遂有私欲。但人又是社会动物，是故有和其它动物不同的地方，即能在意识的作用下，克制私欲。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别是人的创造意识和尊敬心理，以及上进心都使这种去私成为可能。
欧阳修讲：“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陶渊明的曾祖叫陶侃，做掌管渔业的官时把公家的腌鱼派人送给他母亲吃，结果他的母亲封了鱼送给他，并忧虑地回信说：你做为公家的官吏，把公家的东西白送给我吃，这对我有什么补益呢，只能增加我对你的担忧。
古人也有以货为宝和以廉为宝之说：“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左传•襄公十五年》)
春秋战国时，宋国要与郑国交战。宋将华元杀羊犒师，为他驾车的羊斟没有吃到肉，怀恨在心。他说：“分肉由你，驾车由我。”交战时故意把车赶到郑国军中，使华元被俘，宋军遂败。
魏国的将领乐羊攻中山，他的儿子当时被拘在中山，城里悬起他的儿子，声称再攻即烹其子。乐羊没有因私废公，其攻愈烈。中山就烹了他的儿子，把汤和人头送给他，他当着使者的面跪喝三杯酒。使者回去报告中山王说：“乐羊是个坚守法度、宁死不改节的人。”于是中山投降了。
这是两个典型例子，一个人为了一碗羊肉败坏国家，一个人为了国家能置儿子的生死于不顾，足见公心和私心的结果是多么不同。
还有一种人，并不食国家的奉禄，却能在国家危急之际，献出家私，使国家免于灾难。如郑国的弦高，本是个做买卖的商人，半路上碰见秦军欲袭郑国，遂假借郑伯之命，拿出十二头牛犒赏秦师，使秦将误以为郑国早有准备，遂退师不袭。
国家危难之时，做为一个无私的人，为了自家的利益，不应有“肉食者自谋”的思想，为了国家的利益，做出个人牺牲是必须的，否则，大家都去维护私利，最终的结果当然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与人不利，与己也不利。
有些人危急时候不能公心，平时的私心就更重，孰不知事以渐成，大恶是小恶积成的，所以善治者平时就要有公心，才能免除危难。古人对那种为了国家利益不计个人私心的事大加赞赏，因为这种风格确实难能可贵。如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就是公心在用人上的表现。
晋平公时有个人叫解狐，举荐和自已有积怨的邢伯柳为上党郡的郡守，邢伯柳遂去道谢说：“你原谅我的过错，不记前仇，我非常感谢。”
解狐说：“荐你当官是公事，怨恨你是私事，我对你的怨恨如前。”
足见做官不能因公费私，那种为了争车而在作战时把自己人一箭射下城的事除了能对得起他自己外还能对得起谁呢。
人无私心，就能心正；心正，就能晓利害，察是非，顾全大局，善断善行。私心重，就会因小失大，因私废公，就不会从国家民族的利益上考虑，而只能是先私利而后公利，公私不能两利，则损公而肥私，其思维范围狭窄得很，还谈什么知人明事善断善行呢。
李世民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
何止服人呢，若无公心，成事也不足。
知道毛病就要改掉它。孟子说：“人的一个小指有了毛病不能伸直还要不远千里寻医治好，心性上有毛病竟不知道厌恶它，这是不分轻重呀。”
一个人是高尚还是卑微，最重要的指标是公心重还是私心重。“齐桓公闻管子于鲍叔，楚庄闻孙叔敖于沈尹筮，审之也，故国霸诸侯也。吴王闻越王勾践于太宰嚭，智伯闻赵襄子于张武，不审也，故国亡身死也。”(《吕氏春秋•察传》)
容
林则徐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世人有心，能容乃宽。宽能让，让能得人，得人事顺。
对一个领导者来说，容的主要内容一是从谏，二是得人。得而能用，是容的结果。
要说从谏，先得解决个思想问题，即谏也为公，听也为公，都是想把事情办好。李世民在朝堂上被魏征批评得面红耳赤，回到后宫怒火不息，和长孙皇后说要杀死这个乡巴佬。皇后听了整装为他贺喜。
李世民问她原因，皇后讲：“魏征敢言，是得了明主；你若从谏，是得了诤臣，这是国家的大喜呀。”
从此，李世民的气也消了，肠子也顺了。为什么，他提意见为了国家，我为国家怎能不听意见。
是呀，纣王不听意见，还不是亡国的下场吗？李世民听意见有什么坏处，非但没有亡国，反倒出了个“贞观之治”。为什么魏征死后，李世民令天下九品以上的官带孝，亲撰碑文并抓着笔爬在石碑上亲手书写，登在高高的台子上看着魏征远去的灵车痛哭不止呢？国家要紧呀，从此他失去了一面照人的镜子呀。
难道世界上有好听不同意见的人吗？“闻过则喜”的人有吗？可以说很少（据孔子说子路除外）。美味的好吃，顺耳的好听。为什么那么多的平庸之辈，奸佞小人青云直上，正直之士沉沦呢？前者会说好听的，后者不想说罢了。其实好听的话谁不会说，艺术性不同而已。只不过有人愿意说，有人不想说罢了。如果当领导的，特别是高级领导只爱听好话，那他离错误和失败就不远了。
人有五大类需要，尊重需要是其中之一，当了官尤其有这个需要。古时候有个人叫岳正，度量极小，有人对他说：“不闻宰相腹中撑舟乎？”
他回答说：“顺撑来可容，使纵横来安容得邪。”这就是听不得不同意见。
孟子曾对齐宣王说：“假如你有一个臣子，把妻室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而自己到楚国游历。等他回来，妻子儿女都在忍饥受冻，对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
宣王说：“和他绝交！”
孟子又说：“假如司法官不能管理他的属下，又该如何？”
宣王说：“罢他的官。”
孟子又说：“假如一个国家治理不好，那该怎么办？”
宣王一听就转过头去，和群臣谈论别的事情去了。这就是难听的话逆耳呀。
一个善于成事的人一日三省自身，想一想“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纵是如此，也唯恐思虑不及，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接受别人的意见呢。一个不愿意解剖自己的人怎么好意思去解剖别人呢。但事实上就有这么一些人，对自己能宽则宽，对别人能严则严，如齐宣王就是这样，朋友不好绝交，官员无能罢官，自己有毛病他不管。这样的人，听不到真话。比如这个齐宣王，爱好射箭，他用过的弓，都超不过三石的强度。他把弓拿给群臣看，群臣试着拉，拉弯一半就假装拉不动，奉承他的弓有九石。宣王一辈子都以为他的弓有九石。所以《吕氏春秋》感叹一句：“岂不悲哉”！
其实，还有更可悲的，亡了身，误了国，至死不悟。这种事情多得数不胜数。古时候有个人“贡献”他三朝为官的“诀窍”，就是几个字：唯唯诺诺而已。
所以说，世界上好听不同意见的人很少，但是有的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做好事情还是愿意听取一些不同意见的。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是个指导思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镜无见疵之罪”。韩非子说：“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已。故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怨。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韩非子•观行》)
人说“旁观者清”。一事当前，听一听别人的意见有好处，要不然要那些“门客”、“监察御史”、“谋士”、“幕僚”、“军师”、“参谋”干什么。听意见就是要防止独断专行，独断专行往往误国误人误己，能够防止误国误人误已有什么坏处。所以荀子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荀子•修身篇》)
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解决了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是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前提。
但是，话又反过来，提意见也要注意方式方法，要给听意见者面子。古人讲，谏的方式有五种，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后来还有兵谏。
齐景公好射猎，叫烛邹主管禽鸟，可这些禽鸟亡失了，景公发怒要杀他。晏子说：烛邹有三条罪状，请让我一一指出，然后杀他。景公允许。于是晏子把烛邹召到景公面前说：“你为君王管禽鸟而亡之，其罪一；使君王因禽鸟亡而杀人，其罪二；使诸侯听到这事，认为我君重鸟轻人，其罪三。”数完三条罪状后，请景公杀之。
景公说，“勿杀，寡人闻命矣。”
在领导者来说，凡忠言顺耳逆耳都应听，在提意见的人来说，讲方式才能有好效果。纵是施舍，“嗟来”之食吃也不香。
另外提意见不应在鸡毛蒜皮上做文章，要从利害上打动。比如鲁哀公在宫殿西边增建房屋，大家说西面建房不祥。哀公不听。宰折睢则说：“天下有三不祥，西边建房不在其内。”
哀公很高兴，问他什么是三不祥。
宰折睢回答说：“不行礼义一不祥；嗜欲无止二不祥；不听强谏三不祥。”
于是，“哀公默然深念，惯然自反，遂不西宅。”
奉承的话人人想听，但是为了更大的政治利益，也有人立过诽谤木，让人提意见。也有人下令：能当面提意见者大奖，书面提意见者中奖，背后议论者下奖。几年过后，竟使人提不出意见。
周厉王则不然，他是防民之口如防川。使卫巫监察诽谤者，得而杀之，以至于路人不敢相互打招呼，“道路以目”。
召开公劝他说，防民之口如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劝其疏导。厉王不听，结果呢？三年后，厉王被人流放了。
威
领导者的威有两个表现，一是培养自己的伟大感，懂得自己事业的价值，才能使事业建立在公心的基础上；二是培养适当的威严感和威信，增加行施权力的自信心和效果。
伟大感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欲望，而是提高自己各种修养的欲望以及把自己的价值交给人类、人民、国家或民族的一种心理现象。
伟大感和个人所表现或所在的那个阶级、集团、阶层所需求的利益、奉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政策有关。这些东西决定伟大感的内容，决定个人优越感的质。伟大感和自卑、自私相对立。
孟子讲:“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这就是伟大感。诸如“掀翻世界重扶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不成名誓不还”，“济世救民”，“解黎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铁肩担道义”等等，都是伟大感，伟大感是力量、自信、高尚。
威信是施行权力的催化剂，它使人们在行施权力时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情都更顺利了。
威信是智慧功业的结晶，同时也与个人的气质和性格有关，与道德品质有关。
领导气质的基础仍然是神经类型，受到神经类型的制约，使人们具有强型、弱型和中间型的不同气质，表现在言谈和行为活动中，内在感情的外露程度和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同。对领导者来说，在神经类型制约的基础上，又往往会出现一种在个人修养及其他社会性因素的制约下形成的领导气质，遇事不动声色，不慌不忙，沉静庄重，威严多思，少言敢行。曹操说：“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
几乎没有一个领导人物生来就具有领导气质，领导气质是在先天的神经类型的基础上后天培养形成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领导气质还不是威信形成的主要因素。为什么开国皇帝、开国元勋一般都有很高的威信呢，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有过人的智慧和寻求成功的有效手段，有丰功伟绩。受人尊敬，先要有所成就。
在智慧和成就之外，道德品质也是决定威信的因素之一。周恩来逝世后，联合国破例下半旗致哀。伟大在社会意义上是有智慧和品德高尚。威信是势，势如木石立于千仞之山而摇落直下，利于成事。
仁
李世民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惟仁者莫敌。”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仁能补拙，仁能补不足；仁者能凭着他朴素的直觉发现善恶真伪；仁者宽厚，能容人用人，使人竭其智，尽其力。
仁是儒家学说的中心，儒家讲仁，其中心是爱人，这种思想在那个贵贱不等、贫富不均的社会提出来更具有积极的作用。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时，就在仁后加了个义，把儒家思想完善化了。但是义是在仁的前提下存在的，所以仁还是中心。什么是仁？“仁者爱人”。
子夏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就能指导一生的座右铭？”
孔子说：“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齐桓公和管仲有一段对话。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贵？”
管仲说：“贵天。”
于是桓公仰而视天。管仲说：“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
这和孟子讲的“民为贵，君为轻”相似。百姓亲附则安，百姓辅助则强，百姓反对则危，百姓背弃则亡。这个道理大家基本上是清楚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但是做起来就糊涂了。把自已凌驾于老百姓之上，当官做老爷；胡为海坏，会失掉人心，人心背弃，就会身败名裂。
刘少奇讲：“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征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讲了这段话之后，刘少奇又讲了一个办法：“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象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
联系群众时具体表现是关心群众的工作、学习、生活，表现为听取群众意见，遇事多为别人考虑，少为自己打算。
联系群众要有一些具体的桥梁和纽带，要有有效的途径和办法。要和普通群众交朋友，和气待人，礼贤下士，经常检查自己的言行，不能居高凌下，唯我独尊，要有平等待人的思想，要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办大事。
孟子认为，为百姓谋福利，要从大处着眼，从根本上入手。比如，百姓过不了河，郑国管理政事的子产用自己的车帮人渡河。孟子说他有仁爱之心，但不懂得为政惠人的道理。如果造个桥，还愁百姓渡不过河吗，象子产那样一个一个地关心人时间怎么够用呢。所以，“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
儒家还讲究关心别人可以“惠而不费”。即让大家都能得到好处，可是我却不必拿出东西来。也就是给人宽松的政策，给人有用的办法，带领人民自己为自己办事，从中得到好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是这个道理。